域外清风（代序）
白庚胜（中国作协）
我与黄乃镇先生主编的“国际纳西学译著丛书”将于近日正式出版。此项工程已策划、组织、推进经年，只是苦于经费落实、国际利来最老牌的版权交涉、原著及译者选定等具体事务而一直未能瓜熟蒂落。而在这一过程中，云南大学出版社虽几易领导，却一直支持有加，极具耐心，持久有力，仅陈羲女士与我的联系便不下一二十次。另外，杨杰宏、冯莉两位博士给我的辅助坚强有力，义务承担了大量约稿任务；余海波、木艳娟、段士爱、刘永清等译者的参与支持，黑泽直道、山田勅之等原作者的理解配合，让我深受鼓舞。我自己亦在业余选译若干日本学者有关著作的欢悦中送走了北京的一个个春夏秋冬。当然，对于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工作“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虽有种种原因可以推责，但我还是愧对有关作者、译者、参与者、关注者，毕竟我是其组织领导者。
之所以热衷于启动这项工程，我本“无意苦争春”，只是出于对纳西学的责任，并与自己长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不断在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界奔走，又20年来一直担任国际纳西学学会会长相关。前者让我明白自己的使命与责任：纳西学应该拥有国际的视野、人类的情怀，以开放、谦恭的态度吸收国内外有益的学术成果，丰富并推动纳西学的成长；次者让我懂得建立一个学科、创立一种学术体系，必须有丰富的资料积累，必须洞悉该学科的前世、今生、未来，必须建立起一支强劲的队伍，必须拥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必须创新行之有效的认知方式，必须搭建起自己的学术平台；末者帮助我广交学界朋友，广纳学术信息，广涉学术领域，即使多次改行、改业，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奔走，在不同的单位、岗位工作，但始终不忘初心，无私无畏、有品位、有高度地工作，以建立纳西学为天命。
由于时代的原因，纳西学作为一种自觉的学科意识与追求不仅起步迟迟，而且国内外学者间的联系长期欠沟通，信息欠交流，攻关欠合作。只有在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它才有所改观：既有大量国内外学者纷至沓来纳西族的故乡研修、考察、参会，也有许多中国尤其是纳西族学者、艺术家前往世界各地展示、传播、交流；既有大量论文、论著被翻译发表、出版，也有诸多会议、艺术节、展览举办；既有大量个体性的探索，也有不少群体性的发微阐幽成果出现；既有外国学者在中国纵横捭阖，也有中国学人在海外斩露头角……这些都大大加强了国内外纳西学界的沟通、互鉴、共享，大大推动了纳西学成果量的扩充与质的提升。
不言而喻的是，由于国内纳西学学者利用外语文的条件及水平尚普遍有限，而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80年代的纳西学中心却一直在国外，造成人们对国外相关理论方法比较陌生，对有关学者及其成果认知有限，从而出现如下遗憾：一是不断简单重复别人在几十年前甚至100年前的劳动；二是对别人的研究成果缺少有针对性的批评和吸收，难于作学术创新；三是转引某些译文、译著时有失鉴别，易于造成以讹传讹；四是缺少对国际纳西学研究的整体把握与动态追踪，常常限于坐井观天；五是难于在互相了解的基础上与国际纳西学界平等对话；六是无法作全球性纳西学资料共鉴、信息互通、成果共享、学科共建、人才共育、项目共举。
为了改变这一被动局面，我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为改善国内外纳西学界的互相沟通、互相交流开始做如下工作：一是参加众多国际会议、学术考察，向国际学术界介绍国内纳西学动态；二是组织庆应大学学术代表团、东京艺术大学学术考察团、“中国彝族、纳西族与日本民俗考察团”等赴丽江考察，并出版有关学术成果；三是主持召开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及第一届、第二届国际东巴文化艺术研讨会，广泛邀请国外纳西学研究者参会交流；四是与杨福泉先生合作编译《国际东巴文化研究集粹》，首次向国内同仁较系统地介绍国际纳西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以及代表性学者的代表性成果；五是独立翻译《日本纳西学论集》，帮助白羲等翻译《西方纳西学论集》，并收入“纳西学丛书”以飨学术同仁；六是促成丽江多批次纳西学学者及艺术家巡访法国、瑞士和英国南安普顿、北安普顿等城市作文化艺术交流；七是成功组织日本取手日中友协、山形日中友协在“2·3”大地震后援建丽江文海完小、新文小学、新苗幼儿园；八是促成加拿大渥太华大学人文学院与滇、川交界纳西族纳日支系学者建立互访关系，以及在西南民族大学建立国际母系文化研究中心；九是与国际鹰猎协会合作帮助成立丽江鹰猎文化协会及申报丽江鹰猎文化为省级文化遗产；十是致力于筹建中国东方艺术大学并落户丽江；十一是争取在迪庆州纳西族聚居区建立与英国北安普顿大学艺术设计院合作的皮革设计生产基地；十二是系统翻译山田胜美、西田龙雄、伊藤清司、诹访哲郎、黑泽直道等日本学者的纳西学研究专著；十三是不仅在日本《比较民俗研究》杂志上发表纳西学研究系列文章，而且编纂“纳西文化研究目录”供日本纳西学界参考；十四是在日本筑波大学历史人类学系完成题为《中国云南纳西族的色彩文化》的博士论文并通过答辩，取得文学博士学位……
尽管做了这种种努力，但毕竟属于一己之力，比之建设纳西学学科的艰巨任务，我时常羞惭于自己的涉猎面狭小，尤其是对西方及当代国际纳西学研究情况之陌生。于是，我便萌生出组织有关力量，翻译出版一套“国际纳西学译丛”的念想，并于多年前付诸实施，且征集到首批10部著作及其译者，迈开了艰难而又充满希望的脚步。最为感动的是，丽江古城博物院（木府）原院长黄乃镇先生不愧为纳西族文化英雄，他在了解到这项工作的非凡意义及所存在的出版经费困难之后，慷慨伸出援手予以资助，并屈就这套丛书的主编；民族出版社的千日先生为有关韩文著作的利来最老牌的版权让渡提供了最好的帮助；民族出版社汉文室副主任罗焰女士又一次力助出版，大大加快了这个“初心”的“得始终”。
其间，我也遭遇到诸多的困扰：如为筹措出版资金而受挫，如为被有些同胞怀疑在聚财而困恼，如为受国际利来最老牌的版权约束一再推迟出版而坐卧不安，如为有的著译者提出过高的稿酬费尽心机。有的所谓的“纳西学学者”，不过是打着纳西学的幌子行沽名钓誉之实而已。他们从来不关心纳西族的命运，甚至纳西人出于对他们的尊重为他们出书，他们都要斤斤计较。比之孤居丽江28年、一生奉献给纳西学事业的洛克，他们是那样的渺小……然而，一旦“咬定青山不放松”，我的眼前仍然呈现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纳西学建设的又一项工程终于悄然崛起。而这一切，只是在我参与领导全中国文艺工作之余完成。我坚信，只要纳西族及纳西文化还存在，这项工程将继续下去，最终成为纳西学金字塔的重要奠基。到那时，“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的我，也就十分乐于“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了。
“国际纳西学译丛”将是一个行之久远的系统工程。它以在海外出版的国内外纳西学学术专著为翻译、出版对象，首批出版的10人10卷就足以令国际纳西学界刮目相看：一个共融中外学者在海外出版的纳西学成果于一炉的，系统性、整体性、持久性交流纳西学学术成果的时代已经开始！通过这个行动，国际纳西学学界的信息沟通、成果分享、经验交流、人员交往以及共同探讨、联合攻关都将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通过这项工程，我多么渴望着国内尤其是纳西族出身的纳西学学者，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默默无闻、忍辱负重，借他山之石以攻玉，为纳西族及其文化的尊严、为中华文化再现辉煌及人类文明不断进步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祖先的贡献，并勇于对优秀文化遗产作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该文原载2018年1月21日《丽江日报·文化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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